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下，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道德經》的解讀，有作政治統治學解，有作陰謀論解，而我則更多地從精神修持發展的角度來進行領會。就這章而言，當然還是可以從內在心理精神的角度來解，然而作政治哲學解讀也是比較合適的，可以認為它講了為政者統治的四個境界：道境，德境，法境和失敗之境。擴而言之，為父母，為老師亦當有此四種境界。
「太上，不知有之。」講的是道境，道法自然，任萬物自為。這個時候，統治者只須承擔解決最基本的安全，秩序和平等規則問題，其它問題則絕不亂插手亂干預，任老百姓自為，老百姓的活動空間很大，自由感很強，從而得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天性和意志去發揮創造力，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故沒有感受到什麼不必要的限制乃至強制，也就幾乎感受不到統治者的存在，統治者顯得很沒有存在感。無為而無不為講的是道家政治學的最高境界。
「其次，親而譽之。」講的是德境，統治者按照自己所認為的善，或者他們認為老百姓想要的善，想要政府提供的服務去行德政。如果這些德政是老百姓所需要的，而政府又做得很好，於是百姓就親近和贊譽它。然而，這是有代價的。要提供更多的惠民德政，就要賦予政府更大的權力，要養更多的公務人員，要征更多的稅役，從而必然也會會有更多的強制，更少的自由，老百姓按照自己的個性和意志生活的可能就少了，創造性發揮的空間也就小了。自由和安全之間是有矛盾的，你沒有辦法既要，又要，還要。刻意為善講的是儒家政治學的次高境界。
「其次，畏之。」講的是以刑法和暴力進行威懾而維持秩序的法家政治學。這個時候，政治尚能達成其基本功能，即維持秩序，從而避免社會陷入混亂而奉行赤裸裸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
而到「其下，侮之」這個層次，當政者連用暴力威嚴提供安全和維持秩序的能力都喪失了，那麼外敵入侵，藩鎮割據，百姓造反的危機亂局也就隨之而來，當政者也就完全失去了政治存在的意義，改朝換代也就是必然的了。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無論是哪種政治哲學哪個境界的統治，都必須誠信，因為這是政治的基礎倫理。否則你制定的任何法律，實施的任何政策，作出的任何承諾，都無法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和遵守，這樣一來，政治治理也就會失效失敗。正因為言出必踐，知行合一才有誠信可言，那就不能輕言不切實際的承諾，而一旦承諾了就必須做到，可要履行一個承諾並非易事，之所以要貴言，就是要少做承諾，以避免失信的狀況發生。同時，「貴言」還意味著減少指手畫腳的說教，當政者往往很難克制住干預管制和指手畫腳的沖動，因此，「悠兮」的無為和「貴言」的克制是儒家和法家類型的當政者尤須銘記和修煉的。如果它們做不到這種克制，那麼老百姓即是不能推翻，最好也要想盡辦法躲避和不理睬它。
如果當政者能夠做到道法自然，無為而為，不知有之的道家政治學之至高境界，那麼結果就是「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是我自己的努力和奮斗，是我自己的能力和功勞，我自己很厲害，跟你統治者沒有什麼關系，你沒有什麼功德可言，我沒有什麼要親近，贊譽和感激你的。這個時候，當政者可能會是比較失落和沒有成就感的。然而，政治的最高理想境界就是老百姓能夠自由地按照他們的個性意志生活和發揮創造力，能夠如此就是你最大的功勞了，這就是大功無功的道家至高境界，能達此境就已經是無為無我了，那你還在乎存在感和歌功頌德的虛譽嗎！(網絡資料匯編)